周佛海简介（周佛海的个人简介）

周佛海，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生平经历和人物形象充满了戏剧性和复杂性。以下将从人生经历、人物轶闻、人物评价、人物关系、主要著作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介绍周佛海这位历史人物。

1. 人生经历：

周佛海，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然而，他后来脱离了共产党，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在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这样复杂的人生轨迹，使得周佛海在历史中的角色充满了戏剧性和争议。

人物年鉴

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乡。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 周佛海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

1917年，他在好友和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

1920年暑假，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定回沅陵探亲。同年，又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11月初，离沪，返回日本读书。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仍赴日本留学。

1922年3月，周佛海从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

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教官。

1929年，出席国民党三大，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训练主任。

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

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

1939年8月，起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0年3月，后又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 、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

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曾两次与日本签订秘密和正式的卖国条约。

1943年，被戴笠秘密吸收入军统。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 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

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中。

2. 人物轶闻：

周佛海的性格独特，有着丰富的轶事流传。据说他擅长演讲，富有煽动力，能够轻易地影响听众。在政治上，他善于变节，不断在各种势力之间寻找平衡。这些特点使得他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在上中学的时候，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龙兴讲寺墙壁上，题上这样一首诗：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为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气概。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 [3]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身为卧底的周佛海随同汪精卫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

周佛海

1938年，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沦为时人眼中大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汪伪营垒中，周佛海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杨淑慧，而抛弃了为他已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其时，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去李达家做客，李达比周佛海大7岁，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李达1913年赴日留学，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也是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到我家住吧，帮助我编《新青年》杂志。”，就这样李达住进了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不久李达就认识了在上海启明中学读书的女生王会悟，后来李达与王会悟在陈独秀家里由陈独秀的夫人主持结了婚，王会悟在启明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杨淑慧是湖南湘潭人，与李达又是同乡，杨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106号，与李达住的老渔阳里相隔很近，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串门，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杨淑慧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是当时大上海的闻人，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从小又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的女子可比的。但她十分清楚站在她眼前的这位穷酸的留学生，虽然身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关心政治，她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她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的女人，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她决定给二人做媒人，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性的大城市里，接受过五四的洗礼，她曾经多次对父母讲，将来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而且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件事，周佛海深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聪明的王会悟立即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给你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后，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他也不顾在家吃苦受累、照顾老小的妻子是何感受，一纸休书寄了回去，从此便与杨淑慧坠入了爱河。

周佛海很快向杨淑慧求婚，杨淑慧当时才20岁，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已早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当杨淑慧父母看到这则消息后，他们呆若木鸡，父亲杨卓茂顿时感到名誉受到伤害，于是，他拿着报纸找周佛海算账，恰巧周佛海外出，刘仁静就把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刘仁静刚刚向张国焘介绍完，杨卓茂就跳起来大骂周佛海，说周佛海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并声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只有24岁的张国焘与19岁的刘仁静，二人还都是北大的学生，他们从没有见过这场面，连忙紧张的走过去，苦口相劝，让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他们了解情况后再说。

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就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杨淑慧对周佛海温柔体贴有加，并与其生有一子一女。

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1939年10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时，遇东京帝国大医院护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后成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

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巨头、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经常帮助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为上海市储备银行总裁。不久，此事即被杨淑慧得知。当她发现牵线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气上加气，把潘三省叫来一阵打骂，吓得潘三省抱头鼠窜，以后一见杨淑慧就直哆嗦。

事过不久，周佛海又遇名伶筱玲红，一见就倾心，很快就与其姘居。这自然难以瞒过深知丈夫好色之心的杨淑慧，藏娇地点很快被杨淑慧查出。杨淑慧一定要周佛海与筱玲红断绝来往，而周佛海不愿意。两人每天总为此争吵，甚至大动干戈。杨淑慧一怒离京，到上海打算聘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谁知周佛海已事先指派专人找到密友金雄白。那时金雄白开办了律师业务，周佛海希望金雄白赴车站去接杨淑慧，争取包揽这一案子。杨淑慧见到金雄白，果然把离婚一事托付于他，写了委托书，要求他与周佛海谈判，谈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诉。金雄白当夜赶到南京。周佛海坦白地告诉金雄白：“我要你还得为我想一个两全之道才好。”

两人商量对策。第二天，金雄白匆匆赶回上海告诉杨淑慧，他已把周佛海说服，周愿意放弃筱玲红。金雄白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杨淑慧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做主。”当天，杨淑慧把准备好的抚养费全数交给金雄白。第二天下午，筱玲红在她名字下按了手印。后来，周佛海悄悄把筱玲红藏到法租界中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田酉次的家里，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周佛海才骗过杨淑慧，仍与该女伶长期悄悄保持姘居关系，经常在此暗渡陈仓，直到抗战结束。周佛海的家丑在当时成为京沪一带传闻的笑柄。

周佛海荒淫之余，仍时时不忘发财。虽然他的财产无资料披露，但他在日记中也不打自招道出了部分事实。周佛海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二十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300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7500市两)，据周佛海自谦估算存款“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完成卧底使命的周佛海向蒋介石表态：“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周佛海的“功绩”及忠心使其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一个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在杨淑慧的奔走以及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服下，1947年3月26日，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下令对他特赦。其公馆作为伪产被接收，改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招待所。

周佛海逃脱一死，喜出望外，但庆幸之余，惦量一下“终身监禁”的份量，想起将要在监狱里打发未了的岁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阴森森的铁栅栏，还有苦于下咽的饭菜，再忆起位于上海西流湾8号的自己公馆里的风景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一种说不尽的凄凉、哀怨、忧伤、绝望顿时涌上心头。窗外秋风萧瑟，黄叶遍地，周佛海挥笔写就《忆西流湾故居四首》：“暮蔼苍茫夕照斜，饮烟缕缕万人家。四围山色红如血，独立高楼看晚霞。”“青草池塘绿柳堤，淡烟漠漠草萋萋。庭花也改人非旧，故向东风怨别离。”“柳映池塘竹映窗，月华依旧白如霜。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负残花院角香。”“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底事连宵鸣不住，伤心欲唤主人归。”

从这些诗作看，周佛海还是颇有才华的。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2月28日，在一阵哀号之后，周佛海口鼻流血，毙命于老虎桥监狱。尸体草草葬于汤山的永安公墓。荒烟蔓草，将一代巨奸彻底埋葬，“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3. 人物评价：

对于周佛海的评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是叛徒，背离了党的原则；而有人则认为他是爱国者，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断调整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争议使得周佛海的形象更加复杂。

4. 人物关系：

周佛海与许多历史人物都有密切的关系。他是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与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有深厚的渊源。同时，他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与国民党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汪伪政权中，他是重要的官员，与汪精卫等人有着紧密的工作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网络，使得周佛海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更加重要。

5. 主要著作：

周佛海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国家与革命》等。这些著作充分展示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水平，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 家庭生活：

周佛海的私人生活同样引人关注。他共有三任妻子和九个孩子。他的家庭生活丰富多彩，既有幸福和谐的时刻，也有因政治压力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他的家庭生活反映了他个人的复杂性格和人生遭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

总的来说，周佛海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平经历、思想著作以及家庭生活都充满了戏剧性和复杂性。他的人生经历映射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波折与变迁，他的思想著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在历史中的角色具有争议性，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无法忽视的。